配资app官网武汉军区陈再道（作为大军区的内蒙古军区和西藏军区

1966年夏掀起的“文革”风暴，短时间内如暴风骤雨，横扫全国。8月，林彪连续几次讲话，要在9月、10月、11月“大闹三个月”，要“大升一批，大罢一批”，要搞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之后，社会各行各业如“天翻地覆”，局势失控如脱缰之马，党政机关和公检法部门或者瘫痪，或者失能失效，原本“一枝独秀”的军队随着冲击波的加剧，亦未能幸免。

沈阳军区出现了“打倒陈（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曾（军区政委曾绍山）、曾（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炮轰延安里（军区党委办公地点）、火烧陈锡联”的大字报，军区副司令员唐子安等也惨遭揪斗；北京军区发生了造反派冲击司令部大楼、杨勇动用警卫营将造反派关进地下室而惊动毛泽东的事件；武汉街头贴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大字报；南京街头则是“打倒许世友，炮轰杜平”的大标语，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被迫害致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被装进麻袋暴打；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第二政委李成芳、司令员秦基伟，三位军区领导都被冲击，不得不藏身躲避，直至阎红彦被气死，周恩来派飞机接走秦基伟……

一时间，各大军区告急的电话打向北京叶剑英、林彪乃至周恩来处，沈阳军区、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机关大院受到冲击，军区领导被揪斗，住宅被搜抄……

全国各地军事领导机关纷纷受到冲击，各大军区局势突变，军队形势骤然紧张。

受到冲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

“文革”开始不久，全国大军区由13个减为11个。当时，这些大军区的司令员是：北京军区杨勇，沈阳军区陈锡联，兰州军区张达志，济南军区杨得志，南京军区许世友，成都军区黄新廷，昆明军区秦基伟，广州军区黄永胜，新疆军区王恩茂，福州军区韩先楚，武汉军区陈再道（作为大军区的内蒙古军区和西藏军区，于1967年和1968年分别划归北京军区和成都军区，改为省军区，本文未计）。这些大军区司令员在这场“风暴”中遭遇不同，一些人受到毛泽东的特别保护，一些人则受到猛烈冲击，甚至被罢官革职，批斗关押……

“文革”一开始，林彪的地位便骤然跃升，由党内第六位直升为第二位，成为了副统帅。权威煊赫的林彪放眼望去，各大军区中，对北京军区、武汉军区表示“不了解”“不放心”。林彪有了“不安”，这两个大军区司令员马上就感受到了“不稳”。

北京军区，拱卫首都，战略地位不言自明。1955年4月，华北军区改称北京军区，杨成武出任军区第一任司令员。1958年10月，刚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则专任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1967年初，北京军区受到冲击，杨勇首当其冲。1月21日，杨勇被带走隔离。2月，被免职。杨勇先是被隔离审查、关押，继而被作为“三反分子”辗转转移到北京军区的邯郸裴堡农场劳动。

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众老帅谈话时，专门提到：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

林彪倒台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再次问到北京军区的情况：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杨勇这个事是林彪支持搞的。有了毛泽东的过问，在周恩来的经办下，1972年7月中旬，被审查、监禁5年半的杨勇终于复出，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成为陈锡联的副手。不到一年，1973年6月，杨勇远赴新疆，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镇守祖国的西大门。1977年8月，杨勇调回北京，担任副总参谋长。

杨勇之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出任代司令员（1969年6月任司令员）。1968年3月发生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杨成武被打倒。尽管作为老部下，郑维山和杨成武颇有渊源，二人在晋察冀和华北军区并肩战斗多年，都被视为“华北山头”，毛泽东这个时刻还是有意保护郑维山，说：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就不要再动了，动得太多不好。郑维山未随“杨、余、傅”倒台。

巧合的是，自1955年北京军区成立以来，杨成武、杨勇、郑维山前后三位司令员，都在朝鲜战场上担任过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郑为代司令员）。回国后在北京军区，三人再次相继担任司令员。

在北京军区这个“热点”地区，郑维山在代司令员、司令员任上整整四年。一直到1971年1月“批陈整风”中，在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李雪峰、司令员郑维山也和“华北地区太上皇”陈伯达一起受到批判。李雪峰、郑维山被指追随陈伯达，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搞宗派的“山头主义错误”（1979年12月，中央发文件平反）。会议期间，中央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李德生任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

李德生，曾任南京军区第十二军军长。“文革”中，他奉命率部军管安徽，处置动乱和武斗有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青睐与器重，上调北京。他先是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继而接掌北京军区，成为林彪事件前后镇守北京的军方要员。受命后，李德生当面请示毛泽东：总政的事还管不管？毛泽东回答：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那个敏感时期，毛泽东把异常重要的北京军区交给李德生，并要他将更大的精力专注于此。这既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极大信任，也显示了对北京军区的格外重视。

1971年9月12日，视察南方归来的毛泽东在专列刚刚抵达北京丰台车站时，便面令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林彪叛逃，周恩来令李德生接管空军，突显李德生地位与作用之重要。1973年12月，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在“文革”10年中，北京军区经历了杨勇、郑维山、李德生、陈锡联四任司令员。

受到冲击的沈阳军区司令员

1955年全国六大军区划分时，东北军区改名为沈阳军区。沈阳军区囊括中国大粮仓东北三省，同朝鲜半岛和苏联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55年3月，沈阳军区一成立，就由征战朝鲜的志愿军司令员邓华出任第一任司令员。1959年庐山会议时，邓华被划为彭德怀“集团”成员，被错误批判、解职，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于1959年10月接替邓华。一直到1973年12月同李德生对调，陈锡联在沈阳军区任上工作了14年。

陈锡联，15岁在湖北老家参加徐海东领导的游击队，和萧华一样，也是开国上将中著名的红小鬼。抗战初期，率部夜袭阳明堡，炸毁日机24架，一战成名；解放战争中，率二野三兵团（政委谢富治）征战。李德生当时任该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是比陈锡联职务低几级的部下。

新中国成立后，原本交集不多的陈锡联、李德生，却成为沈阳、北京两大军区互换的主将。陈锡联来到北京后，还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并于1976年短暂主持过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都是政治局委员级别、地位甚高的大军区司令员。

来北京前，陈锡联是东北地区最高级别的党政军负责人（黑龙江和吉林的一把手，都在沈阳军区兼任副职）。粉碎“四人帮”后，陈锡联在不同场合向邓小平、向中央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邓小平表示：你在北京不欠账，你的问题主要在东北。群众对你有意见，你作个深刻的检讨。

陈锡联检讨错误的态度是极其诚恳的，表示：“责任不在下边的同志，责任在我。因为我错了，所以大家跟着错。”我“对这些失误和错误承担全部责任”。

胸襟开阔——邓小平同李德生谈到陈锡联时，还做着手势评价这位当年的纵队司令员。邓小平还同一些对陈锡联有看法的同志说道：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

沈阳军区在“文革”时期，经历了陈锡联、李德生两位司令员。

受到冲击的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司令员

1955年，全国六大军区拆分，西南军区分为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这里地处援越抗美前线，管控西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派来的是几位年富力强、能征善战的中将司令员。秦基伟，二野刘邓大军中的一员勇将，作为十五军首任军长，率领该军在朝鲜大战上甘岭。

1957年8月，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的秦基伟接替上调北京的谢富治出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在全军177名中将中，他和张达志、王恩茂都是较早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一批。

“文革”开始后，西南边陲云南跟风甚快，造反派的喧嚣声不绝于耳。1967年1月，被造反派追得四处躲避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在极度愤怒中气绝身亡。秦基伟也受到冲击，被打成“贺龙的黑干将”遭到批斗，并不得不藏身于昆明市郊干海子炮四师驻地。鉴于局势难以控制，1967年2月12日，周恩来派飞机接秦基伟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躲避冲击风头。杨勇、秦基伟几乎是前后脚，成为“文革”开始后首批被冲倒的大军区司令员。

1969年10月战备疏散中，在北京“避难”两年又七个多月的秦基伟被安排到湖南汉寿县一个部队农场劳动。很快，善于总结经验的秦基伟便成了生产能手，还种出了一个37斤重的大冬瓜。

1973年7月，秦基伟接替梁兴初，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刚一复出，就担任大军区司令员，而且还是在他熟悉的西南大门，结果比秦基伟想象得还要好。秦基伟先后担任了西南这两大军区的军事主官。应当说，秦基伟在“文革”中还是幸运的，也是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忘记，仍然被委予重任的战将。

197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病重，“四人帮”猖獗之时，秦基伟由成都军区司令员调任北京军区政委，协助已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参与军委领导工作的陈锡联主掌北京军区，再次显示出秦基伟所受到的关注与重用。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刘兴元改任司令员。

1967年2月秦基伟被周恩来接到北京后，昆明军区的军事主官便一直空缺。在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猝然去世、第二政委李成芳也被打倒后，出任军区党委书记、政委的谭甫仁（中将军衔）主持军区工作。1969年12月4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此前，王必成在南京已经无法工作，经周恩来安排，被接到北京住进总参第一招待所）。

王必成，中将军衔，战争年代著名的“王老虎”，其所部有“老虎团”之称；作为华野六纵司令员，曾率部与张灵甫的国民党军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大战孟良崮，将其击毙；20世纪60年代作为南京军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亲手抓了郭兴福教学法这个典型。华野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副司令员皮定均，“文革”中双双由副职“转正”，成了大军区司令员。

1970年12月17日，谭甫仁遇害身亡，中央震惊。正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肝病的王必成接周恩来指示，中断治疗，乘专机赶回昆明主持军区工作。1971年6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王必成为昆明军区司令员，结束了秦基伟赴京之后昆明军区司令员岗位四年多的空缺状态。

1979年1月，对越自卫反击战发起前夕，军委决定王必成与杨得志职务互换，王必成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结束了在昆明军区9年多军事主官的生涯。

“文革”开始，云南动荡，四川同样狼烟四起，武斗甚烈。1967年3月，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梁兴初接替受到迫害的黄新廷（1975年，复出的黄新廷担任装甲兵司令员），为成都军区司令员。随即，开国中将张国华出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梁、张二人搭档，把守祖国西南大门。

梁兴初，解放战争时期是林彪手下著名战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是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的四个军军长之一。也正是在朝鲜，梁兴初率三十八军打出了“万岁军”的称号。

林彪事件后，成都军区成为中央调整的重点。1971年11月，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四川地区和成都军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作了检讨的梁兴初回到成都后即被隔离审查。“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上了林彪贼船”，成为扣在梁兴初头顶上的大帽子。他被送到山西太原一家化工厂下放劳动长达8年。1979年9月，身为中央纪委书记的黄克诚在一次会议上，对打铁出身、十几岁就参加红军，久经战阵、负过九次伤、“身上打了好多洞”的梁兴初的审查材料产生质疑：打了那么多胜仗，他能反对毛主席吗？黄克诚表态后，有关方面经过实事求是地复审，终于推倒了强加于梁兴初身上的各种不实之词。获得彻底平反的梁兴初恢复大军区正职待遇。

“文革”中，昆明军区经历了秦基伟、王必成两任司令员，成都军区经历了黄新廷、梁兴初、秦基伟、刘兴元四任司令员。

受到冲击的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司令员

1955年，中南军区一分为二：广州军区由黄永胜任司令员，武汉军区由陈再道任司令员。黄、陈二人在广州和武汉军区分别任职14年、12年。1968年3月，黄永胜上调北京任总参谋长。因黄永胜属意的丁盛（少将军衔）刚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不久，且资历尚浅，直到1969年7月，黄永胜才免兼，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丁盛也是一员勇将，曾在黄永胜任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中任师长，后任五十四军军长，入朝作战、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都率部参加。名震川藏的“丁指”，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四野扎根的广州，是林彪的根据地，广州军区军政一把手丁盛、刘兴元同黄永胜关系颇深（一个是其爱将，一个是其亲家）。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对林彪集团“五位大将”的检讨、对党内斗争、对“超天才”等多有谈论，还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丁盛、刘兴元二人对毛泽东语带深意的“敲打”既惊且怕。毛泽东打了招呼后，他们在广州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作了传达。老巢不稳，惊恐的林家父子出逃时未敢南下广州，选择了一条不归的北逃之路。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负责人时，专门表扬了广州军区：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

在处理林彪事件过程中，成都、武汉和广州军区被认为是问题较多、陷得较深的三个军区。中央对成都、武汉两大军区动作较大，但对广州军区“网开一面”。

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还是继续重用。刘兴元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丁盛不仅继续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还接下刘兴元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职务，成为华南地区大权在握的军队一号人物。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就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后被指“倒许”“批邓”甚为积极，“四人帮”被粉碎后，被解除职务。

这期间，广州军区经历了黄永胜、丁盛、许世友三位司令员。

与陈锡联、陈再道、李德生一样，许世友也是从红四方面军走出来的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军区的任职经历同杨得志有些类似。1955年4月，南京军区一成立，许世友就担任司令员，一直干到1973年12月和丁盛对调为止。南京、广州军区，成为许世友任职时间最长的两大军区。南京军区承接了许世友、丁盛两位司令员。

“文革”开始后，南京军区并不安宁，军区八名领导被揪斗，军区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南京造反派发起了“打许联络站”，策动10万人的“批许大会”，并准备长途奔袭将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捉回南京。许世友闻讯，怒火冲天地吼道：如果有人来揪，我就开枪。

许世友的“开枪说”很快传到中央。

在北京的周恩来发出警告：不许揪许世友，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

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许揪许司令，许并没有反对过我。

有毛泽东、周恩来保护，在整个“文革”期间，许世友应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在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一直坚守到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为止。1967年9月16日，在一次谈话中，针对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毛泽东还以赞许的口吻说：（许世友）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许世友秘书李文卿感言：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这种局面，是毛泽东不能容许的。

在整个动乱时期，这四位上将衔大军区司令员堪称天下大乱中的柱石。

受到冲击的武汉军区和济南军区司令员

1967年初北京军区主将最先易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样感受到了震动。

1967年夏，武汉的形势愈加混乱。武汉街头，“坚决揪出武老谭”“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标语、大字报，火药味十足。终于，一个“七二○”事件，将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打倒。

叛乱、兵变，在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季，成了武汉乃至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新闻。陈再道晚年回忆：“这个事件曾经轰动一时，震惊中外。当时在国内通过地上纷飞的报纸，天上飞传的电波，在一片声讨的巨大浪潮中，我便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物了。”

1967年7月24日，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被“护送”进京，接受了一轮又一轮批斗。陈再道被指控搞“兵变”，危害毛泽东、周恩来，操纵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搞“反革命叛乱”，“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是武汉动乱的罪魁祸首……批斗中，不仅有人身攻击，而且有肉体惩罚。据陈再道回忆：“我被他们打倒在地，又被揪起来……不知来回折腾了多少次，我都低头弯腰忍受着，汗水湿透了衣服，头上淌下的汗水一滴一滴落在地上，把脚前的地板浸湿了一片。”

一时间，“陈再道式的人物”，成了“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的代名词。陈再道是大军区司令员中，被残酷批斗、吃了不少皮肉之苦的一个。自1955年武汉军区一成立就担任司令员的陈再道，被罢官撤职。林彪的老部下、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调到武汉，和“护驾有功”的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分别接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对武汉军区曾表示“担心”的林彪，现在可以放心了。

陈再道、钟汉华二人被批斗时，毛泽东要杨成武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对别人指控陈再道搞“兵变”，毛泽东不认可，说：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从武汉）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

陈再道被撤职后，先后在京西宾馆、西山象鼻子沟部队营房、解放军政治学院、海运仓总参招待所辗转。这期间，毛泽东对陈再道还是挂念的。1968年9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集训的军队干部后，问：陈再道来了没有？斗争陈再道的那种方法我们也不赞成。1969年10月战备疏散时，陈再道被送到江西高安县省军区独立团的一个农场，化名陈新。1972年8月，陈再道复出，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这距其被打倒整整五年时间。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认为武汉和成都两个军区问题比较突出，需要专门研究解决。刘丰首先受到审查。1971年9月6日，刘丰向陪同外宾前来武汉的李作鹏告知毛泽东视察南方时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回京后告诉了黄永胜），成为追查重点。随即，涉事的刘丰被撤职查办，刘自杀未遂，再也未被起用。曾思玉过关，1973年12月与杨得志对调至济南军区任司令员。

1955年5月1日，济南军区一成立（济南军区原系华东军区中的山东军区），杨得志就成为司令员，并在此任职长达18年，后又在武汉任职五年。杨得志，著名战将，曾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组织指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杨得志、杨成武、杨勇，国内战场上的三位兵团司令员，朝鲜战场上有“三杨开台”之称，在总参谋部分别担任过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三杨”中的杨得志无论在开国上将还是大军区司令员中，资历、威望和能力都是名列前茅的。与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一样，杨得志是大军区司令员中，“文革”时期始终未倒的一个。

“文革”中，武汉军区经历了陈再道、曾思玉、杨得志三任司令员，济南军区经历了杨得志、曾思玉两任司令员。

受到冲击的福州军区、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司令员

韩先楚，在东北战场上率领的三纵，行动如疾风迅雷，有“旋风部队”之称。三纵后改为四十军，韩为首任军长。1950年10月，韩先楚同邓华、洪学智跟随彭德怀入朝，指挥志愿军迎战美军。能征善战，是韩先楚军旅生涯的一大特点。

1955年全军首次评定军衔时，按照韩先楚的资历，军委总部拟评为中将军衔上报。毛泽东审阅时批示：韩有功，中晋上。

1957年9月，身为副总参谋长的韩先楚就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该军区1956年7月成立，以应对台海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原属南京军区建制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和省内驻军划归福州军区领导。

韩先楚在福州军区16年、在兰州军区6年（张达志、皮定均、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前三任司令员），在两大军区司令员任上长达22年。

兰州军区首任司令员张达志，是少有的陕西籍开国中将，长期在大西北征战，骑术精湛。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张达志率部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占兰州，从此就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1955年5月，西北军区拆分为兰州、新疆两大军区，张达志和王恩茂分别担任这两大军区司令员，二人是全军较早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中将。1969年10月，张达志在任职14年后调到北京任炮兵司令员。不久，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就升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皮定均，1946年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率部转战24个昼夜，成功突围，成为响当当的“中原皮旅”。其后，担任三野六纵副司令员、二十四军军长。1953年征战朝鲜回来后，即到福建，先后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全军首次评定军衔时，和韩先楚相类似的是，毛泽东在审阅授衔名单时，对拟评为少将的皮定均也是高提一等，定为中将。

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皮定均又回到阔别四年的福州军区，和上次不同的是，现在他已是军区一号军事首长。1976年7月7日11时15分，为了赶到东山岛指导反登陆演习（此为“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三军反登陆演习），皮定均乘坐的米-8型直升机雨中撞上海拔400米的灶山山顶岩石，机上13人全部遇难。他是“文革”中在岗位上遇难殉职的唯一的大军区司令员，年仅62岁。

在皮定均追悼会上，毛泽东送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悼念花圈。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长期担任军事主官，是开国少将中升任大军区司令员较早的一个。1950年4月16日，身为四十三军副军长的龙书金率所部两个团和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所率的六个团，分进渡海扑向海南岛，为解放海南岛立下赫赫战功。黄永胜曾说过，他最欣赏的两个部下一个是丁盛，一个是龙书金。在黄永胜主掌的广州军区内，龙书金先后担任广东省军区、湖南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8月由省军区司令员跃升为大军区一把手，就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成为一名炙手可热的人物。刘震上将（后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在回忆录中对新疆时期的龙书金有一个评价：“由于龙书金等人推行林彪、‘四人帮的一套，搞‘以龙划线，在‘一打三反运动、审干、清队中制造了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残酷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林彪集团权势日盛之时，被视为黄永胜爱将的龙书金及其负责的新疆军区，在林立果等人制定的“571工程纪要”中，作为“借用力量”。林彪败亡后，龙书金受到处理，被送到郑州一家工厂劳动，军旅生涯也告终结。1973年6月，复出后屈就于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任上的杨勇调到新疆，接替龙书金的职务。

王恩茂、龙书金、杨勇，是“文革”中新疆军区的三任司令员。

李德生、龙书金、丁盛都是开国少将，他们虽不是高级将领，却是少将中较早出任大军区司令员职务的几位。

大军区司令员“涉险”过关

林彪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军上下开展了整顿，以肃清林彪的影响。在整顿中，根据毛泽东决定，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当中，韩先楚、杨得志、陈锡联、许世友四人在原地任职已达十几年，而昆明军区的王必成、新疆军区的杨勇、成都军区的秦基伟三人因到任时间不长，未在调整之列。在北京军区任职不长的李德生，则作为“陪绑”的（毛泽东语），参加了这次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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